如果说北京大学出版社今年最新启动的“口述传记丛书”——目前出版界在口述图书出版方面的最大行动——说明今天的出版人对“口述”这一话题已极为敏感的话，那么去年风靡读书界的《绝对隐私——当代中国人的情感口述实录》，则以单本书排行榜第一的发行业绩说明，口述图书已广为读者接受并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以“隐私”为主题的一系列图书的“跟风”出版，表明集、个体书商对“口述”图书的操作驾轻就熟，而《从嬉皮到雅皮——昔日性革命亲历者自述》、《一个平民百姓的回忆录》、《天堂印象——100个死后生还者的口述故事》等图书的出版则集中表明出版界正规军也对“口述”图书具有异乎寻常的热情。“口述”图书的出版行动也在近几年出版的《早年留日者谈日本》、《百姓话题——当代民言》、《我从战场归来》等图书上得到有力地表现。这些“口述”图书的出版以及这些图书不凡的销售业绩，突出印证了“口述”已成为当前出版界的热门话题之一。
在出版领域虽然是《绝对隐私》导致了“口述”这种文体的风行于世，但该书作者安顿并不是这类文体的实验者和首先使用者。早在80年代中期，就有女作家张辛欣等人以此类文体写作《北京人》，其后又有冯骥才叙述普通人文革经历的《100个人的十年》，近年来则有海南岛的文学杂志《天涯》所进行的“民间语文”的尝试，在辽宁新近创刊的《万象》杂志也连续刊登了“小蜜”和流浪歌手等特殊阶层人物的口述经历。作为一种文体的“口述”现象在文字传媒领域已得到普遍的重视。在海外的出版界，“口述”图书也是重要的出版类别，《纽约时报》最新畅销书《我们曾拥有的一切：33个美国士兵的越战口述史》就是最好的例证；我国台湾出版的“口述历史丛书”计数十种，从规模上和内容上，都堪称“口述”出版方面的杰出代表；香港三联出版的《也是家乡》也是“口述”图书方面的优秀之作，曾几次荣登畅销书排行榜。
一种出版现象的出现往往与一种学术文化的生长或者说与一种新型学科的建立密切相连。那么，“口述”图书的大量出版是不是表明在国外普遍流行的“口述史”研究方法，在中国也已经发育得比较成熟并达到了许多学界人士可以熟练地运用这一研究方法进行历史资料的搜集和历史问题的研究呢？回答是否定的。目前中国出版界所出版的“口述”图书，还基本上是一种自发的状态，还不是有意识地运用“口述”方法进行历史研究所得到的出版结果。也就是说，目前出版的有关“口述”方面的图书与“口述史学”的研究基本上没有什么联系。当记者就此问题采访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口述史学者钟少华先生时，他说：“‘口述史学’的概念是相对文字史学而言的，它指的是以口述史料和口述史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史学。而口述史料则指通过口述所收集而来的资料。由此编写而成的历史即为口述史。”作为一种历史研究的方法或史料的收集方法，口述史学有一个可资衡量的标准。钟少华先生介绍说口述史学的研究方法和工作程序有一套非常严格的国际通用标准，最基本的有两条：一是要有原始录音，以备考证核对；二是要符合最基本的史学原则。
开展口述史学研究的意义是什么，或者说口述史学与传统的文字史学的关系如何，至今在国内仍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但口述史学的出现，至少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它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把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并使历史与现实密切联系。 用钟少华先生的话说，就是它“可以对某些学术界的上层垄断提出挑战，因为普通的受访者和访问者都可以成为历史角色。也就是说，人民群众的历史性和历史的群众性，都可以通过口述史来表述，而不再是停留在某些政治家的口头上。”北京大学的人类社会学者王铭铭先生也认为，开展口述史学研究的意义很大，它把宏大的历史事件中个人对历史的体验通过叙述表达并被记录下来，从而能使我们从另一个层面上了解历史。这种了解是具体的，丰富的，活生生的，与一般的僵死的历史叙述更有严格的不同。
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口述史学已经开始受到国内史学界越来越多的重视，并已有一些学者和研究机构开始了这方面的实践。北京大学成立了一个社会生活口述资料研究中心，上海社科院运用口述史学方法进行上海史资料收集和研究工作的一个庞大计划也将于近日正式启动。尽管如此，口述史学在史学界的地位仍有待重新确立，目前的状况并不令人乐观，从事此类工作的人员虽然很多，但以没有受过史学方法训练的作家和自由记者为主，也没有一个有号召力的学术机构，更无得到国内学界认可的统一的研究规范。目前内地出版的阐述这门学科的学术规范和学术研究方法的著作还没有来到我们的视野中。
相对于中国史学研究的大传统，口述史学所遵循的实证方法属于外来品，而它所倡导的“书写普通人历史”的精神也与时下严谨有余、活力不足的学风多有不相容之处。因此，国内学界对口述史学的冷落或暧昧的态度倒也容易理解了。
对于目前在出版界风行的“口述”之风，许多学者认为与严谨有致的口述史学没有什么瓜葛。这与其他学科的学术研究与著作出版具有发展上的一致性具有很大的不同。居住在北京，致力于记录片创作的吴文光先生认为目前出版的有关“隐私”一类的貌似“口述”作品的东西，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文化类著作，它大约属于更加商业化的出版物。它也并没有严格遵循口述史学的某些学术规则和著述方法，不能算“口述史学”作品。吴文光先生对作家和记者进入准备进入口述史学领域非常担忧，因为从事这两种职业的人，作家很难压抑自己的“创作”冲动，很多时候是在进行某种文体上的实验，实验完了往往弃之他顾，而没有一种严肃而科学的工作态度，“致于记者就更不用说了，他们的浮皮潦草有目共睹。”
一般而言，学术研究总是领先于出版行为的，只有具有了相对成熟的研究成果才谈得上出版。“口述”出版物的先行一步和口述史学研究的相对滞后是目前中国学界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这种特殊至少说明：1、凡是在出版上可以进行某种商业上的有益操作的，任何一种著述形式都可以被纳入出版的视野，而不必有成熟的学术成果作后盾。现代出版与学术文化并不必须具有成长的严格的同步性。2、出版上的操作可以并且能够有效地促进某一学科的学术研究，它所提供的不仅仅是传播和交流的可能，在很多情况下，它还可以提供研究所需的经费。3、口述史学可以给我们带来鲜活的历史素材，让我们普通民众了解生动活泼的历史，“口述”图书具有相当广泛的读者群。这一学术现象与出版操作有着非常广泛的合作前景。
 |
